印光法师一生教诫世人要‘老实念佛’。他处事无论巨细,总是用老老实实,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大师在一封给其皈依弟子的信中,自述到宁波阿育王寺朝拜,观看佛舍利的经过。说自己观看佛舍利‘并无甚感奇特之事……’。并告诫其弟子诸人‘切不可妄造谣言,以无感应为有感应,则罪过不浅矣!’(30)
近代名画家张善子擅长画虎,还养了一只活老虎在苏州网狮园。印光法师知道后,以为张氏养虎贻患,猛虎兽性难驯,恐终伤人。后来大师的弟子王薳与张善子将老虎牵到大师跟前,让印光法师给虎儿说‘三皈依’,并赐其法名‘格心’。老虎从此十分柔和驯顺,不久病死。此事传开后,竟有人打老远写信给印光法师,乞道其详。大师在复信中简单、平淡地一言答之:‘所言张氏之虎,乃从小养的,岂是有道以伏之乎?’并在信末最后告诫对方:‘此绝无称述之价值,何得无事生事!’(31)
‘戒杀放生’是佛门一大事业,当时有人提出组织成立‘全国放生会’,印光法师认为这种主张不切实际,无法推行,便予拒绝。(32)
大师的戒杀放生实施主张是怎样的呢?他在给方子藩居士的信函里这样写道:
‘凡作事皆圆通,不当崖板。其一千五百元放生,当作三份。一分放生,一分买食,一分作基金。以不放生,则违施主之心;无食料,则生尚有累他人;无基金,则后难为继。以后所有款项,均当以此为准。又款项虽多,不宜一时尽款买,以防后有欲买无款之虑。’(33)
由此可见,印光法师考虑问题是何等周详细致,处处实事求是,从实际出发。
在印光法师圆寂后,关于他的许多纪念文章中,记述最多的是他极其俭朴廉洁,惜福习劳的苦行僧生活作风。如他住的房间自己打扫,穿的衣服自己洗,一直到其八十岁临终,仍是如此。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,一天关絅之居士去拜访他,楼上楼下到处寻遍,最后寻到天井中,他正在洗衣服,其时大师已是古稀之年了。印光法师在普陀山时,关絅之居士到山中某寺打佛七,请他早课来开示,关居士在后半夜叫轿子去接他,那时他已跑了一半路,坚决不肯坐轿子。在苏州报国寺时,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去看看,已经替他准备了轿子,但他坚决不肯坐轿,从上山到下山,拄杖步行。
大师每日早晨仅食白粥一大碗,无菜。自云:‘初至普陀时,晨食有碱菜,因北方人吃不惯,故改为仅食白粥,已三十余年矣。食至碗净为止,复以开水注入碗中,涤荡其余汁咽下,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。午食,饭一碗,大众菜一碗,食必饭菜皆尽。’师自行如是,对人亦极严厉,见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,必大呵曰:‘汝有多大福气?竟如此糟蹋!’可以想见,在这种艰苦朴素生活作风背后,若没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巨大精神力量作支撑,则是很难做到的,在今天看来,对佛教界尤有教育意义。
印光法师对佛门中的‘假善人’深为厌恶。在给一位居士复信中特别提到这个问题。他说道:‘倘外现修持之相,而内无真实之心,则是假善人。假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?!’(34)在同一封信中,他这样深刻地指出:‘若学佛人不以躬行实践为事,则与世俗之伶人无异。在当场,苦、乐、悲、欢,做得酷肖,实则一毫也与己无干。’(35)
从这个思想观点出发,他不赞成一些学佛的人,尤其是僧伽,去做‘大通家’。他对当时优秀聪明的青年僧人显荫生前的劝喻,身后的评议,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他在答覆显荫法师信中说:
‘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,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!但现在年纪尚轻,急宜韬晦力修,待其涵养功深,出而弘法,则其利溥矣!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。’(36)
后来显荫只活了廿三岁就死了。大师对之十分痛惜,悼念不止,每以此为例,告诫僧俗青年。
印光法师最宝贵一点,还在于他不仅善于解剖别人,而且严于解剖自己。他从不把自己打扮成‘神’,从不标榜自己,大师毫不讳言自己年青时受儒家理学思想影响,听信韩、欧、程、朱的辟佛理论,并且跟著辟佛,后来才认识错误,毅然改正过来。每回忆及此,总是不胜憾悔:
‘光宿业甚深,有目如盲。每事忏除,业仍如故。……曾以己见妄说佛法,丧人法眼,误人正智所致也。’(37)
‘所谓净土要旨,全事即理。理事圆融,既契本体。早知即已饱餐王膳,而汲汲于献芹者,不过表穷子思归之寸忱,兼欲雪往昔谤法之愆尤也。’(38)
有一位居士的幼儿为一点小事与人闹意气。大师知道后,就把他叫到跟前来,开导他,说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在村里看社戏,因为把自己的椅子座位放在最前边中央,竟遭到同村某青年无端野蛮殴打,但他忍下了。以此说明为人处世不易。
印光法师反对个人迷信崇拜。有的远方皈依弟子在书信皈依后,一直未见过大师之面,想到苏州、灵岩来亲见一面,大师总是复信劝阻,再三晓谕,只在认真阅读《文钞》遵照实行,见不见面都一样,毫无关系,不要为此浪费旅资与时间。
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○年间,佛教界及大师皈依弟子等计划为印光法师庆贺八十寿诞,大师知道后,坚决反对,他说:‘光一生不与流俗同起倒。什么八十不八十!有为光言祝寿者,光不但不领情,且深恶痛绝,以为大辱。祈勿以此为光言,若对光言祝寿者,是视光为流俗矣!又及。’(39)
‘有言为光祝寿者,光云:“我宁受斩头之刑,不愿闻祝寿之名。”’(40)
印光法师近八十岁生日的那年十二月廿六日,他召集灵岩山寺僧众及在山居士讲话。印光法师说:
‘听说众道友正在为我筹办八十寿辰祝寿活动。感谢大家的一片诚心好意。不必办了,因为我个人反对祝寿活动。社会上有些人为显示权势,扩张势力而办寿,也有些人为敛财,为扬名而办寿。他们都把办寿引为光荣,可是我印光以为可耻!’当法师说到‘可耻’两字时,面红耳赤,声音洪亮,堂内一片肃静。(41)当时在灵岩山寺的青年僧人圆拙法师几十年后回忆此事时,仍然记忆犹新,深深感到印光法师这种精神的可歌可泣,深为敬佩,激励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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